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健全国家技术预测机制，加强科技前沿突破方向研判，强化国家关键技术选择和重大技术预警，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政策工具，也是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抓手。
现代技术预测起源于美国。客观而言，尽管历史上存在多种形式的技术预测，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技术预测才正式成为一门结构化科学，这种演变的动机是美国政府希望确定具有重大军事意义的技术领域。从1945年12月由著名科学家冯·卡门牵头美国陆军空军科学咨询小组提交的《迈向新视野》（Toward New Horizon）报告开始，到2024年2月白官科技政策办公室发布最新版《关键和新兴技术清单》，美国积累了丰富的国家技术预测经验。当前，我国正准备开展新一轮国家技术预测，总结、吸纳、借鉴美国国家技术预测的相关经验，为新一轮国家技术预测提供参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01 美国技术预测工作强化综合判断和技术评估相结合
美国国家技术预测活动一般由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国家情报委员会（NIC）、国家科技委员会（NSTC）、国防部（DOD）、陆军副助理部长办公室（研究与技术）[DASA（Research&Technology）]、美国竞争力委员会（COC）等科技管理部门根据实际需求发起。例如，OSTP发布《美国将主导未来产业》，以及每两年定期更新《关键和新兴技术清单》等；NIC发布《颠覆性民用技术：至2025年潜在影响美国利益的六大技术》《2040年全球趋势》等；NSTC发布《创新使命：美国国家创新之路》《2025财年预算下多机构研究与开发重点》等；DASA发布《2016—2045新兴科技发展趋势》《2017—2047新兴科技发展趋势》等；COC发布《推动技术前沿及定义创新的未来》《技术的未来：开发和部署大规模颠覆性技术》等。
通过对以上报告进行梳理，可以看出美国国家技术预测背后的主要理论假设是“资源稀缺论”和“赢者通吃论”。报告普遍认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之所以始终能够站在全球经济总量的首位，始终能够创造新的科技应用并由其扩大社会价值，始终能够赢得大国竞争的主动权，关键就在于美国能够一直抢占关键和新兴技术、颠覆性技术的前沿。而这都离不开技术预测的“看未来”，也依赖技术评估的“看现在”。正因如此，美国国家技术预测工作与技术评估工作紧密相关。
以《2017—2047新兴科技发展趋势》为例，该报告对2012—2017年美国和其他国家政府、产业界、智库和相关国际机构的52份技术预测报告进行分析，确定了947个与科技发展相关的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10个未来30年可能普遍应用于各个领域的新兴技术，如机器人、AI、自主系统及量子计算等。
除上述预测部分外，在从947个技术趋势中遴选10个技术方向时，该报告还进行了大量技术评估工作。例如，利用重合值（Concurrence Values）测算某个技术在各类媒体报道中的百分比，即显示该技术的报道量；利用分享值（Share Values）测算某个技术在整个源文档数据库中被分享的百分比，即该技术被分享的次数；分析该技术在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国防方面的影响，识别技术可能突破的信号，判断由该技术赋能的其他技术，列举当前掌握该技术的全球领先机构等。
02 美国技术预测工作突出专家判断与预测工具相结合
2.1创新专家遴选方式
技术预测的结果与科技政策战略制定直接相关，如果出现方向失误或偏差，则会给国家科技创新带来较大负面影响。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国家技术预测起步阶段，为克服当时基于专家判断的预测存在的弱点，兰德公司在尚未正式成立前，就在道格拉斯飞机公司内部的“兰德计划”中尝试开展通过受控的匿名意见反馈调查来收集和提炼专家观点，后来形成了技术预测领域最为著名的“德尔菲法”。该方法及后续优化方法（如实时德尔菲法等）仍在广泛使用。
尽管德尔菲法可以较好地汇总专家意见，但许多专家判断仍会受到年龄、教育背景、文化或语言等因素的影响，如因缺乏想象力导致的偏见，因专业背景出现的知识盲区，对新兴技术的谨慎，对多领域交叉的技术复杂性认识不足等。为此，美国国家技术预测在进行专家遴选时会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
在克服年龄偏见时，通常遴选不同年龄段（每10岁为1段）的科学家、企业家和技术专家，以此实现认知差异抵消，特别是注重年轻专家的参与，因为他们更关注技术的未来。例如，某技术领域资深专家年龄通常在40~50岁，那么在开展10~20年颠覆性技术预测时，寻求30多岁的专家意见比较合适。在克服文化偏见时，由于专家在价值观、信仰、世界观、资源、专业领域和能力方面存在很大差异，故抽样必须尽可能广泛，覆盖社会地位、经济水平、性别、宗教、地区、经验和行业等因素，特别是激励来自不同文化的专家参与者。在克服语言偏见时，参与预测的专家不应仅限于英语，还应能够用母语表达自己观点并作出回应。有研究表明，掌握多语言的专家用英语给出的答案比用母语给出的答案更极端。
以NIC的《2040年全球趋势》报告为例，该报告在撰写过程中，不仅有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务院、能源部、国际开发署等政府部门专家的参与，还吸纳了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高校，科学应用国际公司（SAIC）、森特拉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布鲁金斯学会、兰德等智库，召开了一系列情景模拟、信息分析研讨会。同时，与外国专家的交流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英国国防部发展、概念和理论中心（DCDC），以及加拿大政策视野（政府卓越预测中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芬兰创新基金、新加坡战略未来中心等，还有非洲的民间社会组织、亚洲的商业领袖、欧洲的技术预测从业者、南美洲的环保组织等。此外，还邀请了华盛顿特区的高中生参与讨论，实现了年龄、专业、文化、语言等多维度的覆盖，帮助NIC识别和修正不同专家观点的偏见和知识盲点。
2.2发挥技术预测工具作用
除收集分析专家意见外，美国国家技术预测还非常重视技术预测工具的开发和使用。美国国防分析研究所（IDA）发布的《美国联邦政府技术预测工具应用现状与潜力》报告显示，中央情报局科学技术理事会（DS&T）、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能源信息管理局（EIA）等在了解新技术发展态势和技术对经济社会影响方面，已经广泛使用地平线扫描、基于自然语言处理和AI技术的自动化分析及预测工具。此外，对未来5年内技术应用状况感兴趣的部门，正借助分析工具对新技术发展进行关注与响应；对未来5~10年感兴趣的部门，则将重点放在制定技术预测的组织战略和技术数据基础设施上；对未来10年以上感兴趣的部门，已经或正在开发应用技术预测工具。
美国已经开发应用的技术预测工具主要有：国防部的ICEWS系统，未来研究所（IFTF）的X2系统和DeltaScan系统，乔治华盛顿大学的TechCast系统，IARPA支持开发的FOREST、HFC、ACE、FUSE、OSI、MERCURY系统等，以及各部门自主开发的技术预测分析系统。
03 美国技术预测工作注重政府、智库、协会等各主体相结合
除美国政府部门发起的国家技术预测活动外，兰德、新美国安全中心等智库，《麻省理工技术评论》《信号》杂志等媒体，高德纳、麦肯锡等企业，IEEE等专业协会也各自发起技术预测活动。例如，兰德发布《2035年以后的新兴技术》《2050年太空技术的应用未来》等，《麻省理工技术评论》每年推出“全球十大突破性技术”和“技术的下一步是什么”栏目，麦肯锡定期发布《年度技术趋势展望》，IEEE定期发布《年度顶尖技术》等。
相关报告虽然由不同主体发起，但相关成果在各自领域的影响都是国家性乃至全球性的，对美国和其他国家制定科技政策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是国家技术预测体系的有益完善。其主要作用体现为以下三点。
一是不同预测观点的印证和补充。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性，未来技术创新存在不确定性。但技术发展遵循一定的轨迹和路径，即使出现颠覆性技术，也不是凭空出现，而是由量变到质变的积累。技术预测反映人们对未来技术的需求和期盼，是“主动塑造”的体现，因此，技术预测就是“集众智，看未来”的过程，需要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主体各类预测观点的集成。
二是丰富技术预测研究方法。
政府部门牵头的技术预测方法更多使用已经成熟的、经过实践验证的方法和工具，但这些方法对于当前正在快速发展的新兴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的适用性值得思考。而不同主体开展的技术预测活动方式更加灵活，可以根据不同预测目标，如偏向市场影响、行业分析、人力资源发展等，借助AI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等开发新的工具，尝试和应用新的方法。
三是研究报告向全社会免费公开，增加研究合作机会和增强公众理解。
这给政策制定者、研究人员、科研机构和公众带来诸多好处，如消除了知识传播的障碍，使研究成果得以迅速、广泛的传播，促进研究人员之间的合作，强化公众对新兴技术当前和未来应用、可能影响的认识，以及对国家据此制定的科技政策、战略等方面的科学、深入理解。
04 启示
一是强化国家技术预测工作各主体的统筹和配合。
由中央科技委牵头，协调政府部门和智库、企业等不同主体，将国家技术预测作为常态化、基础性工作安排。国家技术预测已成为科技管理部门的重要职能，也是科学研究、企业发展、新行业创造等的重要基础。特别是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支撑。因此，应搭建国家技术预测平台，鼓励不同主体参与，根据各自需求发起技术预测活动，通过持续跟踪重点领域全球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趋势，判断技术价值与效益、国别技术水平差距与发展态势，以及可能带来的挑战和风险，为重大科技创新方向遴选提供决策参考，服务国家短、中、长期战略制定，同时不同主体之间亦可各取所需。
二是完善定性与定量、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预测方法体系。
定性及主观判断方面，美国通过专家访谈、研讨会、学术会议等方式组织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高校等不同领域、不同国家、不同组织的专家进行交流互动，充分吸纳各方观点见解，同时还注重参考公众（甚至高中学生）对于技术的感知、接受度及相关意见建议。定量及客观分析方面，美国利用自然语言处理、人工智能分析、科学计量、统计模型等数据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对专利、出版物、重点研发项目、经济统计数据等多种数据源进行客观分析。技术预测并没有一种十全十美的方法和工具适用于各个领域，应建设并打造国家技术预测所需的知识库、方法库、专家库、数据集和分析工具，在不同的领域下采用多样化、兼顾各方面信息的预测方法，提高预测结果的科学性和可信性。
三是扩大技术预测结果的宣传推广。
在美国，无论是政府部门、智库，还是企业、协会等主体发起的技术预测活动，相关研究成果全部对外公开，有关专家在传统媒体及社交平台等进行宣传推广。目前，我国技术预测工作报告仅用于科技管理部门决策支撑，并未对外公开。下一步可借助多元化信息宣传推广渠道，如报告电子版下载、专题视频、学术会议、宣传手册等，进行宣传推广，提升国家技术预测结果的可读性和易接受性，促进不同主体间相互交流合作，也可使公众对新兴技术发展和其引发的未来经济社会变化做好充分准备。
本文来源于《中国科技人才》2024年第5期。韩秋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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