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汪锡鹏

“外乞食以养色身,内乞法以养慧命”不过是一种理想化的境界。僧侣也得与人间烟火打交道,寺庙的财产也有一个保值增值的问题。僧人以不同形式参与社会经济活动,是自古就有的传统。寺院经济的膨胀与萎缩,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佛教在历史上的盛与衰。

01
梁武帝舍身佛寺

02
地宫里的钱币
倒塌后的法门寺真身宝塔
陕西西安的法门寺位于扶风县境内,素有“关中塔庙始祖”和“佛教圣地”之誉,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璨明珠。法门寺建寺的具体年代已不可考,但它在1700多年前的东汉就已经矗立在关中平原上了。寺因阿育王塔而建,故名阿育王寺,唐初改名法门寺。从北魏到隋唐,法门寺都是迎送佛骨的圣地,以塔中藏有释迦牟尼佛舍利而闻名于世。唐、宋两朝这里更成为皇家寺院,备受尊崇。唐代的皇帝前后7次大张旗鼓地到法门寺迎奉佛骨。后由于丝绸之路的衰落,以及古代统治中心的东移,法门寺的香火虽然不及唐宋那么兴旺了,但始终不失为佛教的重地。明代万历年间,四层的唐代木塔塌毁以后,改建为十三层砖塔。
1981年8月24日上午,法门寺塔本来于清顺治年间因地震而倾斜和开裂的塔体,因大雨而坍塌崩裂。1987年4月重修时,在塔基发现了地宫,并从地宫中出土了一大批震惊世界的珍贵文物,其中最珍贵的便是唐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封埋的佛指舍利,同时出土的还有为迎送佛骨而贡奉的大批珍贵物品,共计金银宝器121件、琉璃器17件、瓷器16件、石质器12件、漆木杂器19件、珠玉宝石等约400件,及大批丝织物。值得注意的是,地宫的踏步和隧道上铺设了一层厚厚的铜钱,约有27000多枚。其中绝大部分是唐代的铜钱,有开元通宝、乾元重宝以及各地的流通币,全面反映了唐代铜钱的铸行情况。其他还有少量的汉代和隋代的五铢钱。更弥足珍贵的是,在地宫后室的无盖香炉中,出土了13枚玳瑁钱,其中12枚是玳瑁开元通宝,另一枚玳瑁钱表面无字,为松叶状的装饰画。据有关专家研究,这13枚玳瑁钱可能是皇室特赐的供养钱,也可能是一种用于避邪的吉祥物。
也许是由于地宫中出土的佛指舍利以及其他珍贵文物带来了太多的惊喜,致使人们忽视了对于铺满地宫的大量铜钱的研究,以致地宫中为什么以这么一种方式铺设如此之多的铜钱这样一个问题,迄今为止尚未找到令人信服的解释。笔者以为其中的原因可能涉及到宗教、文化、艺术等诸多方面,但有一点是勿庸置疑的,当年法门寺的僧人们虔诚而精心地将这27000多枚金灿灿的铜钱随同其他那些珍贵文物布设在地宫里,无意中折射出了寺庙和僧人们对于铜钱那种割不断、理愈乱的绵绵情愫。

03
元朝的供养钱
“供养钱”也称“寺庙钱”、“供佛钱”,是由寺庙和信徒铸造专门用来放在佛像前作供奉用的钱币,不是流通货币。供养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早,它的诞生本身就反映了佛教的“钱缘”。到了元代,供养钱发生了巨大的蜕变,变成了可以直接流通的货币,我国古代货币史上这一十分奇特的典型现象揭示了佛教与钱的关系。
元代的统治者崇尚佛教,喇嘛僧位成为职官,僧人成为皇帝的老师,忽必烈就曾尊喇嘛八思巴为国师,忽必烈之后先后有10多位僧人成为国师,佛教的势力由此盛极一时。传说一次有个叫龚柯的僧人率众僧与王妃争道,竟猖狂到从车上把王妃拉下来痛打一顿,并有犯上之语,然而皇帝知道后也不做理论。元朝僧侣的地位之高、权势之大从中可见一斑。元代的僧侣正是利用了最高统治者所给予的这种特殊地位,一面以供养钱的名义勒索香客,一面让供养钱堂而皇之地越出庙门,成为一种流通的货币。不仅如此,元代的寺庙还以供养钱的名义,放手在寺院里铸造钱币。一时间,元朝的寺院不仅香火鼎盛,而且铸钱的炉火熊熊燃烧。几乎每个寺庙都有自己的铸钱炉,僧人们殿前顶礼膜拜,殿后则筑炉铸钱,相映成趣,好不热闹。寺院铸的钱当然比不上国家正规钱监铸造的钱币,元代的供养钱大都铸作粗糙,文字草率,且比一般铜钱小。元代的寺院正是凭借铸钱这一特权,使寺院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寺院不仅拥有大量的田产,而且广泛参与工商活动,各地的解库、酒店、湖泊、货仓、旅栈及邸店等多为寺院经营,寺僧还参与煤矿、铁矿的开采。这些为全国林立的寺院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僧人的钱缘、寺院经济的发展是古代寺院诞生之日起便存在的现象。与那些开着当铺潇洒赚钱、生着炉火尽情铸钱的先辈们相对照,在今天那些对着K线图费尽心智,与其他股民一样在股海里苦苦寻觅生财机会的僧人们身上,反映的不正是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人民安居乐业的祥和景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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