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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凌悦扬

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标志着清朝三十多年洋务运动的失败,也掀起了列强瓜分中国的新一轮狂潮,中国的半殖民化程度大大加深。金融界也相应发生了势力消长,从战前英、法、德的三足鼎立,到甲午战后加入日、俄、美的六强并立,各国银行在中国金融界的逐鹿纷争骤然加剧。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其他国家的资本也瞩目于这片新市场,荷兰、比利时、意大利、挪威等国资本都尝试通过开办银行的形式分一杯羹,而其中颇具一定声势、在中国争得了一定利润的,要属来自比利时的华比银行。
比利时地处西欧四战之地,在文化上深受法国影响,于1831年从荷兰独立。独立后,比利时经济迅速繁荣,尤其是国内铁路的修建极大推动了工商业的发展,其国土面积虽小,俨然跻身世界经济大国之列,过剩的工业生产力亟需向广阔的海外市场扩张,由此开启了向亚洲和非洲的殖民之路。而在当时中国当权者的角度来看,比利时公司与银行也成为咄咄逼人的英、法、美、日等国之外的一条终南捷径。由此,华比银行在列强龙争虎斗、资本较量角逐之间,悄然在中国金融界占据了一席之地。

比利时与京汉铁路筑造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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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的首任国王利奥波德宣誓就职

比利时独立后,为了确保资本和商品的输出、获得廉价原料,积极在海外扩张势力,中国一直是它的目标。比利时的首任国王利奥波德一世(King Leopold )在1856年就曾计划跟随英法向中国派兵,但遭到国内议会的反对,未能成行。机会已逝,时不再来,亚洲迅速被列强势力侵占,比利时的军事和经济实力都不足以与其他大国相抗衡,只能暂时将目光转向非洲。

利奥波德一世的继承人利奥波德二世(King Leopold Ⅱ)继位前在远东进行了近六个月的旅行,其中包括中国,更坚定了他在亚洲开拓殖民地的梦想。1865年比利时遣使来华,签订了《中比通商条约》和《通商章程:海关税则》,轻松获得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协定关税权、设立租界权等特权。此后,利奥波德二世屡次想打开与中国的贸易之门,但效果不佳,他还极力号召比利时企业投资中国,最初进入中国的是矿产开采业。

甲午战后的中国,形势为之一变,列强之进逼更甚,而国人自救图强之心亦愈发迫切。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修建长线铁路卢汉铁路(后改称京汉铁路),原本打算“官督商办”集股修建,但此时清政府信誉扫地,华商各自观望,只能采取借款筑路的方式。铁路督办大臣盛宣怀先后与美、英等国公司商议,皆因要价太高而作罢。

京汉铁路

1897年,比商前来商议筑造卢汉铁路事宜,并成功承揽此项工程,盛宣怀记述道:“比为小邦,重工业,但斤斤于购料、趱工,无他觊觎。即阴附他国商股,我于条款内坚明约束,只认比公司,不认他人,可无流弊,其息率亦视他国所索为轻,且允既以铁路作保,无须再用国家名义”。这段文字清楚地概括了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与比利时在工商、金融交往中的想法,即认为小国比利时无其他大国的野心和实力,可以在商贸而非国家政治层面进行交往,不会受到政治胁迫。张之洞也概括道:“国小而无大志,借用比款利多害少”。

而来谈判的这个“比商”究竟是个什么实体?许多记录中往往一笔带过。在法文合同上,它叫做中国铁路研究公司(Société d’Etudes de Chemins de Fer en Chine),它背后的金融实体一者是比利时通用银行(Société Générale de Belgique),二者是法国的巴黎荷兰银行(Banque de Paris et des Pays-Bas,又称巴黎巴银行),三者是华俄道胜银行,实际上道胜银行也是围绕巴黎荷兰银行而成立的法俄金融财团。各方议定,比利时方面提供五分之二的融资,法国银行提供五分之三的融资,而控制权在两国公司之间平均分配。这样的资本组成即盛宣怀所谓的比利时“阴附他国商股”,而公司的注册地和管理团队应属比利时,故而清廷官僚认为“只认比公司”是可取的,且不用将中国经济大动脉的筑路合同上升到国家层面,只在公司层面,这可以尽可能地保留利权。

庚子赔款与华比银行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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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比银行伦敦总部大楼

当近代中外商贸、人员往来发展到一定程度、达到一定规模,在华侨民自然需要本国的金融机构为其商贸活动提供服务,由此推动了外资金融机构最初进入中国。从这个角度来看,比利时资本进入中国后,在华设置为其服务的本国金融机构也应在考虑之内,其中的利润也是极有吸引力的,然而在华设立比利时银行的直接原因,还是庚子之乱后的中国赔款。

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团民破坏卢汉铁路、杀死了比利时工人和传教士。利奥波德二世抓住了这次涉足中国的机会,加入列强的行列向中国派兵。比利时的志愿兵在出发前收到了一笔巨额匿名捐款300万法郎,研究者指出这在当时是一笔非常巨大的数字,只有可能是国王自己捐的。因此,比利时成为《辛丑条约》的签约国,位列战后的赔偿委员会之中,获得了超过800万法郎的赔款,占赔款总额约1.9%。

根据条约规定,庚子赔款本息收存摊付均由在沪外商银行办理,中国按月拨付赔款基金,最初由德华、华俄道胜、汇丰、横滨正金、东方汇理5家银行平分收存,待每年或半年应付赔款本息的时候再按照各国所得占比,分别摊付,后美国的花旗银行也加入。华俄道胜银行还提出抗议,认为该国的赔款占总额的29%,平均分存只占六分之一,于利益上有不少损失,提议更改各行分存比例,但并未得到支持。从此议也可以看出,赔款分存能给各家外商银行带来相当的利益,也确是为各行所垂涎的。至1902年6月后,开始按照各国应得比例,摊交各国指定银行——处理庚款的拨交摊付是华比银行设立的直接动因,这对比利时来说不仅便利了赔款的运作,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保有这份轻松挣得的款项存放利益。

华比银行华人员工办公室

由此,1902年3月,应利奥波德二世的要求,比利时通用银行在与比利时外交部的合作之下,设立了子公司华比银行(Banque Sino-Belge),资本100万法郎,总行设在布鲁塞尔,成立同年即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最初的地址在汉口路13号,未几年便迁租于外滩沙逊大楼,后也在北京、天津、汉口、香港等地建立分行,国外分行设于伦敦、纽约、巴黎等各大城市。1913年,华比银行与一家英国银行合并,外文名称改为“Banque Belge pour l’Étranger”(直译为比利时海外银行,中文名称不变),核定资本增至5000万法郎,实收3000万法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比利时被德国占领,银行即由伦敦分行运作。1920年,它再次增资,核定资本10000万法郎,实收7500万法郎,资本扩张十分迅速。

建设之初,华比银行的目标被定义为“在世界领先的金融中心开启与远东的商业交易,并捍卫其在中国的金融和工业利益”,而从更长远的视角来说,华比银行的设立是比利时对中国长期兴趣的一个结果。它对中国部分的经营相当重视,在二战期间,甚至拟议将总部迁至上海租界,但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作罢。到20世纪50年代,华比银行从大陆撤退,但它在香港的分行蓬勃发展,一度成为香港仅次于汇丰、渣打的第三大外资银行。

垄断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华比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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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通用银行成立100周年(1822-1922)纪念铜章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以重工业的发展为特征,企业兼并活动不断加剧,独资经营企业日益困难,从而推动股份公司的发展,加速了生产和资本的持续集中化趋势。华比银行的母公司比利时通用银行正是一家具有垄断资本主义特征的控股公司。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在效仿其他在华外商银行的同时,华比银行在华的经营兴趣很大程度上与其母公司比利时通用银行的发展历程和经营方向有关。

比利时通用银行的筹建可以追溯至1822年,相较比利时国家的独立还要早8年,其在19世纪比利时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与比利时国家的整个工业革命过程密切相关。经过上百年的兼并重组,它成为比荷卢(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经济联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金融集团“富通集团”的一个重量级组成部分,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富通集团位列世界财富500强企业的前20位内。如上文所述,比利时通用银行正是借款修造京汉铁路的背后金主之一。

比利时通用银行在成立之初具有私人银行与国王意志的双重特性,很大程度上作为荷兰国家的财政工具和国债摊销机构,后来管理层才逐渐独立,脱离与王室和公共财政的密切关系。它长期将公共资金作为投资组合的一部分,认购比利时政府债券,其纸币发行权直至1850年比利时国家银行建立后才被取消,它也发行股票并经理其他公司发行的债券。类似地,华比银行以相对来说相当有限的资本规模,也在中国发行纸币,并相当积极进取地与中国政府打交道。

华比银行上海地名纸币样币

1904年,华比银行在上海开业不久,即在《申报》上登出了“新出洋钞票”的消息。作为一家总行远在西欧的银行,它在历年营业报告和资产负债表中单独列出“在中国的钞票流通”一项,这在其他总行不在中国的外商银行中十分少见,可见对于在中国发钞业务的重视。它的纸币发行额从1910年的91万余法郎(折合银元36万余)到最高峰1927年达1402万余法郎(折合银元561万余)。

在辛亥革命后的政权交迭之时,华比银行也窥中这一机会,试图抢占先机向袁世凯政府贷款,从而在新政府中获得高度的影响力。虽然华比银行得到俄法财团的支持,但后台仍不够硬,在列强压力之下被迫取消了这笔贷款合同。激烈争夺之中,最终由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代表银行分别为汇丰、东方汇理、德华、华俄道胜、横滨正金银行)向袁世凯政府贷出了这笔“善后大借款”,达到了掌控中国财政的效果。

另一方面,比利时通用银行最初即以提供长期信贷的方式受命支持国家工业化及对外贸易的重大项目,19世纪后半叶,银行的投资方向系统地集中于收购重工业和运输业,60年代,铁路公司的投资一度在银行股权投资中占到近一半,它在比利时积极地开发了私有铁路网络。尽管后来比利时政府决定逐步回购私有铁路,兼之比利时铁路建设的饱和,通用银行的铁路投资在70年代大幅下降,然而进入80年代又出现转机,通用银行支持下的比利时铁路公司放眼全球,获得了在欧洲、中美洲、南美洲各国修筑铁路的特许权,中国也是其中之一,因此银行的铁路公司持股份额再次大幅增加。

比利时通用银行对于重工业、铁路、电车等事业以全球为框架开展布局,华比银行正是其中一环。继京汉铁路后,通用银行旗下的铁路公司相继投资了中国的汴洛、陇秦豫海等事关国民生计的铁路干线,在天津还投资修造电车,而中国借款筑路,皆以修筑资产与收入为保,由此,这些比利时在华建造铁路、电车的款项收支都由华比银行收放经营。从中可见,为通用银行集团在华投资铁路等提供金融服务是华比银行的一项重要职能。而比利时的铁路公司在华修筑铁路,多以在比利时本国发行债票、库券的形式集资,这也有赖于通用银行投资、经理公债和发行金融债券的长期经验。后来,华比银行也有直接就铁路修筑对华借款:1924年议定的《陇秦豫海铁路短期第三期债票合同》未能按原计划在欧洲销售债票,华比银行即与5家中国银行合借银元500万,以推动铁路工程的正常进展。

从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垄断资本集团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发展,进入中国的华比银行正是其扩张到中国的前哨,它服务于比利时资本的全球扩张。而华比银行资本规模的不断扩大,也是比利时通用银行以控股公司的形态不断收购兼并、整合重组,日益聚拢为一个庞大资本集团的片段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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