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卫斌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国家银行相继宣告成立。
这个国家银行很小，行址就设在瑞金县叶坪村一幢三室二厅的普通农家小屋，包括行长在内只有5名工作人员，启动资金仅20万大洋，堪称世界上最小的国家银行。麻雀虽小，却肝胆齐全，它的分支机构遍地开花，业务范围包罗万象。它不以巧伪趋利、渔夺侵牟为目的，而以革奸铲暴、济寒赈贫为己任，有别于古今中外任何钱庄、票号和银行。
因陋就简建央行
土法上马造国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建国之初，由于战争环境的分离阻隔，不仅全国各苏区，即使中央苏区各省、特区和县之间，彼此的联系依然不够紧密，经济活动依然处于各自为政的分散混乱状态。苏区各地并行流通的货币五花八门，单是各级苏维埃政府发行的纸币就多达150多种，还有布钞10余种。金融市场杂乱无章，严重影响了物资交换和货币流转，阻碍着社会经济和革命战争的持续发展，建立和健全各级金融、财政组织，统一货币、统一金融、统一财政，成为临时中央政府经济工作的当务之急。
一苏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对此作了规划：“苏维埃应发行苏维埃货币，并兑换旧的货币。……为着实行统一货币制度并帮助全体劳苦群众，苏维埃应开办工农银行，并在各苏维埃区域内设立分行，这个银行有发行货币之特权。工农银行对于各农民家庭工业者，合作社，小商人，实行借贷，以发展其经济。这个银行应实行兑换货币，其分行并带征税收。”
193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阐明了本党的政治、经济诉求：“苏维埃银行将用低利无利的借贷给贫苦的农民，取消一切高利贷的剥削。”此前，共产国际东方部、执委会主席团也不断来信催促：“有些苏维埃区域，很显明的需要组织有权利发行纸币的国家银行。国家银行可以而且应该帮助合作运动和一般提高农村经济的设施。”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印刷货币首先需要票样图案，中共汀连县委宣传部长黄亚光被推荐为最佳设计人选。但其时他因卷入一宗冤假错案，即将处决，危急关头，毛泽民挺身而出，把他从刑场上解救下来，委以国币设计师之重任。黄亚光果然不负厚望，他充分借鉴客家传统文化艺术，推陈出新，很快就拿出了一套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浓厚政治色彩的票样图案。中央造币厂的技师们也大胆革新，巧妙地利用原江西工农银行的影制铜版，剪贴、改造成了国币印刷铜版。
1932年7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首批国币正式开印，半年内印制伍分、壹角、贰角、伍角和壹圆5种纸币共65.61万元。此外，他们还把各级苏维埃政府保存和散落民间的金银铜器集中起来，铸造铜币、银币和银洋等硬通货，充实国库储备，方便对外交易。国家银行所发货币币值稳定，准备金充足，宣传解释工作得力，很快就赢得了社会各界群众的信任，他们纷纷交出旧币，兑换新币，中央苏区的货币和财政渐趋统一。
既拿算盘又拿枪
深山老林设金库
红军自创建以来，一直依靠打土豪、没收和征发剥削者财产，解决自身的给养。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上台后，奉共产国际指示若圣旨，不顾中国革命实际，盲目地推行所谓的“正规化”和“城市中心论”，武断地取消主力红军的筹款任务，改由政府统一供给。随着红军的扩大和战争的发展，中央财政赤字激增，收支严重失衡。
根据有关法律和章程的规定，国家银行的业务除了发行货币、公债和期票，办理存款、贷款、汇兑和票据贴现，还有一项代理国家金库的特殊使命。每逢部队有重大作战行动，国家银行都要派人一手拿算盘，一手拿枪，深入前线接收、押运战利品，筹集军费和战备物资。
1932年2月，由红三军团和红四军组成的西路军历时33天，伤亡3千余人，久攻赣州而不克。后夹赣江而下，试图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竟差点在吉安被“包饺子”。国家银行拨出的巨额军费颗粒无收，造成中央财政雪上加霜、近乎崩溃，国家银行面临倒闭。3月下旬，毛泽东经过据理力争，毅然挥师东征，连克龙岩、漳州。国家银行配合中央财政部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等部门，顺利地筹得了百万现洋和一大批紧缺物资，督率三千余民工昼夜穿梭搬运回瑞金，大大缓解了中央苏区的金融危机。
1932年6月至10月间隔四、五个月内，国家银行代理发行了二期“革命战争公债”共180万元，次年又发行了“经济建设公债”300万元，既充裕了战争经费，又为国币回笼创造了条件。国家银行还从公债中拿出20万元设立储蓄基金，分往来、特别往来和定期三种存款方式，广泛吸收机关散钱和社会余资；分定期信用、抵押和贴现三种放款方式，以低于民间高利贷三至五倍的利息，大力支持国营企业和集体合作社事业的发展，重点扶持分支行所在地的信用合作社。
国家银行政策性与商业性兼容，资本与实业相结合，积极从事混业经营。1932年2月12日，由国家银行总行直接投资，毛泽民兼任总经理，在于都铁山垅创办了中央苏区首家大型国营经济实体——中华钨矿公司，开业当年即产销钨精矿648吨，获利70多万元，成为红色政权的一大财政支柱和经济命脉。国家银行福建省分行向驻地长汀的大型龙头企业注入巨资，金融辐射能力、洼地集聚效应骤然增强，昔日的小山城异军突起，公营、私营和公私合营的工商企业达到500多家，一跃而为中央苏区的工业中心、商业重镇，号称“红色小上海”。
正因经营有方，管理得法，国家银行在短期内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迅速发展壮大。总行设有2个处、7个科和1个总金库，工作人员增加到70多名，下辖福建、江西2个分行、分金库，1个瑞金直属支行、4个兑换处、5个金银收买处和几十个代兑处等机构。触角伸向苏区内外，业务涉及不同领域，充分发挥了“苏维埃政权手内最重要的经济组织”的作用，自上而下有计划地调剂整个苏区金融，引领苏区经济平稳运行，“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
肩挑背驮踏征程
一路行来一路歌
然而，“战争指挥的错误，可以使最好的后方工作的成绩化为乌有”。1934年10月，由于“左”倾教条主义不切实际的瞎指挥，终于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惨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大转移。国家银行14名业务骨干被编入中央军委直属纵队第十五大队，其余人员继续留守中央苏区，开展游击斗争。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高压下，国家银行逐渐中止了货币印铸和发行，各地分支机构相继关闭、停业，结束了它们的光荣历史使命。
秘密金库的大部分财物被分散到各部队保管，剩余的150斤黄金、840斤白银和大量珠宝、现钞，以及国家银行的重要资料、中央造币厂的主要器材，在一个警卫连的武装保护下，依靠200多名民工肩挑背驮，磕磕碰碰地踏上了漫漫万里征程。在沿途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下，第十五大队一路上既要行军作战，监护中华苏维埃的“国家命脉”，又要见缝插针筹粮筹款，保障后勤供给，俨然成了中央红军的“大管家”、“守财神”。
中央印刷厂石印机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占贵州重镇遵义，得到了一次短暂而又宝贵的休养生息、拨乱反正机会，“左”倾错误路线遭到彻底清算。国家银行工作人员趁机印刷、发行纸币，借以补充军需，但为了避免当地群众吃亏受损，他们在离开遵义之前，尽量用银元或实物予以回收。1月29日，第十五大队在赤水河边忍痛割爱，销毁了全部纸币和印钞机器，丢掉坛坛罐罐轻装上路，全速向北挺进。
6月下旬，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随后混编成左、右路军，第十五大队被撤销建制，并入中央军委总供给部，跟随右路军行动。10月19日，红军三大主力历尽千难万险，终于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长征宣告胜利结束。此时，原第十五大队14名国家银行工作人员仅剩8人，而2担黄金、银元依然原封未动，为国家银行东山再起保存了本钱。
同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成立，国家银行改称为国家银行西北分行。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共中央出于民族大义和统战需要，主动与国民党中央政府达成和谈协议，自愿将西北办事处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将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改组为陕甘宁边区银行。至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及其国家银行名义上已经消亡，换一种形态继续在党的领导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创建实践，是一场体现“阶级银行势力强”、“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的伟大预演，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这部大戏才算正式开场。如今，脱胎于红都瑞金那间泥胚房的央行晖光日新，总资产高达4.09万亿美元，规模远超2.45万亿美元的美联储，名列世界第一。继承于革命根据地的红色金融事业持续发力，助推我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闪亮登上了国际大舞台。那段风云激荡、战火纷飞的苏区历史渐行渐远，但红色金融的血脉因缘割舍不开、绵延不断……
长按识别下方二维码即进入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官方公众号。
